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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放缓,难度加大:我国大气治理进入深水区

发布时间:2021-08-30

作者 |郑金武

“下一步,无论是从环保部门来说,还是从污染物来说,减排的难度都会越来越大。”近日,在2020中国蓝天观察论坛上,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贺克斌对国家“十四五”大气管理形势展开了分析。

论坛上,亚洲洗手空气中心公布了《大气中国2020:中国大气污染防治进程》(以下简称《报告》)。

《报告》表明,2019年中国城市空气质量整体沿袭了过去6年的提高势头,但幅度明显减小;全国仍有一半以上的城市不能全面超过空气质量标准的要求,臭氧污染问题也日益突出。

迈入“十四五”,我国如何设定蓝天新目标、开启大气治理新征程?围绕《报告》相关内容和“十四五”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目标和路径,参会专家进行了了解的交流辩论。

PM2.5和臭氧成最大痛点

据介绍,亚洲洗手空气中心基于政府部门公开发表发布的数据,倒数6年跟踪并评估中国337个城市的空气质量表现。

《报告》表明,2019年全国337个城市平均值合格天数比例由79.3%上升至82%;合格城市数量共157个,同比增加36个,但提高幅度显著减小。

部分城市经常出现反弹,如辽宁省14个城市的PM2.5年均浓度全部下降,山东省和陕西省绝大部分城市也经常出现类似于情况。

此外,2019年全国337个城市6项主要污染物中,仅PM10、二氧化硫有小幅上升,PM2.5、二氧化氮、一氧化碳浓度水平均与2018年持平,臭氧则持续恶化。

贺克斌指出,主要污染物中,臭氧污染格外引人注目。“‘十四五’期间要重视臭氧和PM2.5的协同治理,在进一步采行减排措施持续降低PM2.5浓度的同时遏制臭氧污染下降的趋势。”

《报告》表明,自2013年发布臭氧数据以来,全国臭氧污染浓度水平一直处于上升趋势。2019年,全国337个城市的臭氧平均浓度同比涨幅为6.5%,其中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及周边等重点区域的涨幅更为显著,且年均浓度均微克。

“随着管理难度的加大,更要重视科学决策,持续前进能源、工业和交通的结构调整,提升精细化管理和差异化管理的水平。”亚洲洗手空气中心中国区总监付璐认为,大气污染治理已转入深水区。

“这对管理者来说是一个新的挑战,大气治理必须提高了解化、精细化、差异化的能力。”

付璐建议,PM2.5与臭氧的协同管理,必须倚赖科技承托优化减排路径,强化治理措施人组,保证作为前体污染物的氮氧化物和挥发性有机物(VOCs)在中长期实现全国范围内的“双控双降”。

须要逐步强化精细化管理

近年来,大气污染防治精细化管理已在我国受到重视并逐步推进。2019年,我国全面开展大气颗粒物组分监测的城市扩展到93个,不仅站点增加,功能上也有了突破。

例如,在监测中区分臭氧合格区域和未达标区域,要求差别化积极开展非甲烷总烃和VOCs组分指标监测。

贺克斌回应,这些举措将为区域和城市大气污染防治获取更坚实的科技基础,也不会获取更综合全面的分析。

而新兴监管技术则为移动源监管流经强大动力。上海市环境监测中心副主任伏晴艳回应,我国大部分城市在2019年新建了尾气遥感监测系统和黑烟抓拍系统,上海、江苏等地使用这些新技术公安部门了在航船舶的违法行为。

用作重型柴油车排放监测的“OBD远程监控”的加装率也在不断提高。

付璐介绍,部分重点区域城市拒绝一半以上的重型柴油车安装OBD远程监控,并与生态环境部门联网;非道路移动机械加装远程监控装置的工作也在前进中。

此外,钢铁行业启动了超低废气改造,对VOCs无组织排放管理提出明确要求。“这些举措,表明了政府部门对精细化管理的推崇。”付璐说。

主动启动排放标准修订

《报告》对全国168个重点城市的空气质量管理的“努力”和“成效”展开了评价,构成了“2020年全国重点城市空气质量管理榜单”。银川摘得了今年综合榜的桂冠,拉萨、泸州、北京等13个城市表现出色。

而在“较好”城市中,山西省、河南省、安徽省城市各占三席,其中临汾继去年后再次垫底。

付璐建议,针对这些城市的不同处境,在“十四五”期间可对其成立差异化目标与策略。对“优等生”,应当主动明确提出“进阶”目标,既能推展其持续改善,亦能杜绝反弹现象。

而对未达标城市,可督促其向社会公开限期达标规划,具体达标的时间点和路线图。

积极开展排放量标准和达标标准的修订工作,沦为专家们热议的话题之一。

“目前我国大气治理的背景和形势都再次发生了变化,我国的大气环境治理已经从遏制污染物废气进入到空气质量转变的新阶段,污染物的种类、来源、包含等都再次发生了变化。”

北京大学环境工程学院教授张世秋说,现在我国的环境容量、大气质量、人类健康等都提出了新要求,排放量标准也势必随之变化发展。

而贺克斌考虑的是减排标准修改对有所不同城市积极性的影响,“一些城市好不容易赶上车了,你们又把车开走了”。排放量标准变化太快、定得过低,对一些城市的减排实施是个挑战。

亚洲清洁空气中心中国区项目主任万薇回应,在每一次的“提标”决策中,标准限值的选择不仅是一个科学问题,更需要权衡多种环境、社会、经济因素。

“排放量标准的可行性和可达性,不会受限于现有的管理能力、当前的空气质量水平、涉及的科研基础和排放量技术可得性等多种条件。”万薇说。

《中国科学报》 (2020-10-09 第4版 综合)

编辑 | 赵路

印刷 | 志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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